| 作者：国家认监委 时间：2009-09-15 来源：国家认监委 本文现已有点击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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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丹东、河口、集安等地秘密渡过中朝边界鸭绿江，10月25日发动突袭。将敌人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11月25日也就是毛岸英牺牲的那一天，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将敌人驱逐至“三八线”以南。1953年7月27日，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高级代表美国陆军中将威廉•哈里森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
抗美援朝的结果：据官方统计，中国志愿军伤亡50万余人次，阵亡约17万人。中国进一步贫困化，拖延了台湾问题，但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并且利用苏联提供的武器和技术建立起了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在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望。美国在战后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东、西方阵营开始对立。出人意外的是，日本利用美国战时在日本的大量物资采购迅速开始了二战后的经济复苏，韩国也在美国帮助下完成了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迅速富强起来，台湾则坐收渔利，不仅安定，而且富裕起来！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5月20日毛主席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对《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原本支持电影《武训传》的周总理立即作了检讨，并于9月29日向三千多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面铺开。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目的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统一知识分子。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通过这一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1952年2月10日，因贪污和挪用公款，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
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9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高饶事件：高岗跟刘志丹一样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按官方说法，1953年高岗调到中央工作后，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反党阴谋被中央察觉并于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揭露和批判后，8月17日，高岗自杀。1955年3月，中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
最近又有“始乱终弃”说：1952年秋，中央作出了“五马进京”的重大部署，调方面大员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西南局书记邓小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这五马进京，结束了中国的方镇重权的历史，加强了中央集权。高岗进京后，毛对高岗说过，适当的时候要让刘少奇退下来。如果你高岗能够搞成了，他接受这个事实。高岗是个直脾气，他当时和毛泽东是直接见面的，毛泽东亲口交待的。陈云每次知道高岗和毛主席单独见面了，就来高岗家坐，套高岗的话。高岗把毛泽东让他去调查，还有对刘少奇的一些意见，都跟陈云讲了。结果陈云直接就向毛泽东汇报了。1953年12月20日，毛泽东对罗瑞卿和谭政说：“刘少奇有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啊……你们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 12月29日，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
反右运动：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1957年 4 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但也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1957年 5 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的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余万人。
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极其重大。它标志着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内中国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愈发边缘化。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957年4月，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整风运动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整改，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四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恶性发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将其列为人民的民主权利。因其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1980年全国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指在反右运动中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导致计划生育国策的延误，使中国人口多增了三亿。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这引起了马寅初的重视。1955年7月，马寅初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6月，马寅初将著作《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结果，发起反右运动的毛主席认为《新人口论》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
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1958年推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三项核心工作。
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是毛主席在批判反冒进过程中酝酿形成的。
大跃进：建国之初，毛主席一直焦虑于中国“人口上、政治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的现实，迅速把祖国建设好的强烈愿望，落后就会挨打的深刻危机感，是毛主席发动“大跃进”的良好初衷和直接动因。从国外来说，当时的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如火如荼，所以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在国际上也不是孤立的。
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年冬至次年春开展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曲。1958 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 6亿人民泄了气，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纲要》确定的目标。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內超过英国、十五年內赶上美國（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大跃进运动中，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12月19日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实际上有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1960年冬，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不再提大炼钢铁， 2004年中国钢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6亿吨, 高居世界首位。
人民公社：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同时又是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特点是“一大二公”，即人民公社一是规模大，二是公有化程度高。1958年8月4日，毛主席视察了“共产主义的试点县”河北省徐水县，称赞人民公社成立后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9日，又去了山东，当山东省委领导汇报有人大办农场时，毛泽东制止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农村纷纷仿效，大办人民公社。到1958年10月底，仅两个多月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明确了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也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人民公社体制，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完成政社分开工作。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复存在。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其它政策失误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经历过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官方以前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海外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
原因主要是：1、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等主观原因造成了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还有人民公社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1960年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2、赶上“三年自然灾害”。3、苏联政府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4、政府回避国际援助和在困难时期还外债。5、当时中国为了获得其它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庐山会议：指1959年7月2日～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搞好今后经济工作。7月14日，彭德怀在会上致函毛泽东。7月23日，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是向党进攻，展开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批评和斗争。会后，在全党范围开展“反右倾”斗争。
这场党内斗争在政治上把党内不同意见当成路线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组织上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继续发展并延续了更长时间。
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年1月14日到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七千人大会：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主要是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1月27日下午，刘少奇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提出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掌声长达10分钟。1月30日下午，毛主席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本来大会是要在1月31日结束的，但毛主席提出全体代表开一个“出气会”，在北京过春节（2月5日），让地方干部出出气，把“气”都留在北京，轻轻松松回去的决定。事实表明，这个决定非常及时、英明。
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指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2年为挽救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而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即土地买卖、贸易、借贷、雇工自由。后来这成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罪状”。
四清运动： 是1963年2月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一场以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进攻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1965年1月后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5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人员，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三线建设：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等，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威胁着中国的安全。1962年美国曾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印度政府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日本还未同中国恢复正常邦交；中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也很紧张。面对这些现实，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常备不懈。毛主席重视有备无患，但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建设三线后方工业基地，正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
1964年 5月，毛主席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所谓一、二、三线，是按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在西南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内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规划了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的佼佼者如：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钢铁集团，金川有色冶金基地，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工业基地，渭北煤炭基地，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工业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代表性的企业和科研力量被称为西部的“脊柱”。 1966年３月８日 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三十个人民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
５月７日，毛主席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五七指示》反映了毛主席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态度。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宣布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文革”正式爆发。
在这之前， 1965年11月10日，经毛主席同意，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猛烈抨击《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认为它影射了彭德怀事件。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3日，彭真开会草拟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在上海的江青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6月1日，在杭州的毛主席指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3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7月18日，毛主席在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24日，毛主席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9日，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主席，声称“造反有理”，毛主席表示同意。
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作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会上，毛主席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期间，印发了毛主席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至此“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随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6年10月5日，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毛主席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12月，中央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一场“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席卷全国。
1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1月23日 按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月抗争：在1967年1月19日-20日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14日-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四帅三副）同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是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在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老帅们同中央文革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2月18日夜，毛主席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指责这些老同志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批判他们的“政治生活会”，给他们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大帽子。后来，毛主席在1971年11月14日讲了为“二月逆流”平反的话。
3月16日，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三忠于四无限”、“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像章热”、“忠字舞”等形式的向毛主席“献忠心”的活动。“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8月底，毛主席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原因是：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并发生８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1月16日，毛主席对江青送来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7月27日 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
1968年９月５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10月13日到31日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批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一年后在河南开封去世。
12月22日，毛主席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３月 苏联军队四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15日，毛主席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10月20日，中苏副外长在北京重开边界谈判，自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党的九大召开，会上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会议通过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主席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中心任务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
10月14日 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中央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加强战备，直到九一三事件后，被疏散的这些老同志才先后回到北京。
修正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他于1896年开始发表了《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修正，故名修正主义或伯恩斯坦主义。1950年后，中、苏批南斯拉夫的铁托走修正主义路线；中苏论战期间，中共称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是“苏修”，而苏共则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的样板。邓小平认为各方都应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对“九评苏共”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反思。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月31日开始在全国开展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1970年3月17日－20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4月11日，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是，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５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７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1970年8月23日－９月６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开幕会议上发表“天才论”，随后在小组会上，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林彪集团以沉重打击。
11月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1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毛、林之间的斗争公开化。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人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的一概辞去。”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建议让美国人左、中、右派都来华，他还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1971年，毛主席这轮伟大的红太阳慢慢西下了，逼人的光芒也收敛了许多，不再鼓缶而歌，壮怀激烈了，而是不断感叹自己已成为国家大老，身体已不比往日，余岁不多了，接班人的问题又迫在眉睫了！对毛主席来说，这一年是凶年，不仅潜伏着暗杀的危机，而且在得胜还朝后还面临着自圆其说的危机，毛主席在这一年衰老了不少。
1971年3月22日 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
4月14日，毛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大大推动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进程。
８月中旬－９月12日，毛主席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主席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主席在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12日下午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毛主席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主席表示：“由他去吧”。“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主席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0月3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
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2月11日 中央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下发全国，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下面是统帅的简介。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芝，小名为“石三伢子”，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中农家庭中，父亲毛顺生，母亲文七妹。1908年，毛顺生为他配婚与罗一秀，他没有承认。1911年春，到湖南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求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堂，次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不久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19年7月，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
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与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和刘仁静是会议书记员。1921年8月，参加中共“一大”后返湘，择湖南三师为湖南建党据点之一，10月亲临三师演讲，发展党员，建立起衡阳地区第一个党小组。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1921年冬，与杨开慧结婚。1922年5月，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7月，赴上海参加党的二大，因没有找到会议地址，未能出席会议。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并任秘书（是陈独秀的主要助手）。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10月，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部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再次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3月，在《战士》周报上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在武昌同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8月7日，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他指出，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派遣毛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湖南组织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了“三湾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的原则，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1928年4月28日，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宁冈砻市会师。6月，红四军在龙源口歼灭滇军千余人。此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1928年秋，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同居（与杨开慧并未离婚，杨开慧于1930年底被何键杀害）。1929年12月，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再次当选前委书记。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成功指挥了三次反围剿，反围剿的胜利意味着朱毛红军完成了小型游击战到大规模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转变。1931年11月，受到项英的批判排挤，后又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打击。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10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86000余人向湘西进军，开始战略转移，毛率中央政府随军行动。1935年1月15日—17日，遵义会议增选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三人团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指挥直罗镇战役，为中央把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在华北山区，也有的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
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7月以后，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1941年5月19日，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5月2日，在延安杨家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抵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946年夏全面内战后，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7年3月18日，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8年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5月27日，到达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8年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毛泽东主导的政治运动：
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
1927年到1937年，土地革命
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延安整风运动
1950年初到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10月，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9月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1951年9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12月，三反五反运动
1954年10月到1955年8月，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1955年1月到5月，镇压胡风反党集团运动
1957年6月，反右运动
1958年3月，大跃进
1963年2月，四清运动
1963年3月5日，学雷锋运动
1964年2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6年5月16日到197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8年12月，上山下乡运动
1970年1月，一打三反运动
1974年1月到6月，批林批孔运动
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时代的部分建设成就：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
1954年，第一架国产飞机冲向蓝天。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青藏公路建成。
1956年7月13日，被毛泽东命名为“解放”牌的10辆载重汽车开出厂房。
1957年10月，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实现了毛主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宏愿。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建成通车。
1969年4月2日，中国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0年12月25日，长江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始兴建。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这一爻与初九相应，初九是原因，这一爻是结果，林彪既然被毛主席请出了山，帮助毛主席导演了文革这场大戏，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爻所说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出人意外的变故，林彪坠机后，燃烧，然后死亡，再后来就是被毛主席抛弃，毛主席把文革中的罪名几乎全部按在了他身上，就象如来佛在五行山上加了个偈一样，让他翻不了身！事情之所以会发生突然的变故，是因为林彪为各方所不容，伟大的导师不要他这个学生了，部下都被控制起来，周总理配合导师下令实行机场管制，熄灭了灯火，曾经的蒋校长那更是不谈，校长的军队大部分就是林彪歼灭的，校长称他为“战争的魔鬼”，自己的夫人和儿子不愿意陪他坐牢或英勇就义，硬架着他上了天，这下好了，下不了地了，到哪儿去呢？最后转了一大圈只有飞向苏联，结果凌晨两点半飞到蒙古温都尔汗的时候油快完了，只好迫降，然后就是悲剧的发生了。
令人惊讶的是，副统帅林彪之死跟1353年前的隋炀帝杨广之死都属于同一卦的同一爻，而且死因都是为各方所不容，如此巧合的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并不鲜见，证明了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是循环的，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当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时候，在扬州占得离之贲卦，有变化的爻恰好是九四，过于不吉，所以隋炀帝将离宫改名为“山光寺”。隋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和监门直阁裴虔通等，煽动军士进入江都宫中，缢杀炀帝。看来，天命不可违，改名、改风水都于事无补！
下面是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前因后果的描述，写得非常精彩，可谓言简意赅。
“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接班人。1970年，林彪加紧进行“抢班夺权”的罪恶活动。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企图攫取国家主席的位子，最终失败。篡权失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始策动武装政变。1970年10月，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纪要》指责毛泽东是“现代秦始皇”，是当代暴君；并阴谋策动武装政变。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召集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联系、配合和协同作战的负责人。9月，林彪察觉其密谋夺权之事即将败露，决定谋杀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传达林彪手令，具体部署杀害毛泽东。他们企图乘毛泽东专列停留上海之际动手杀害毛泽东，后又密谋炸毁苏州附近的铁路桥谋害毛泽东，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林彪、叶群同时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作准备。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对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林彪慌忙中作出决定，13日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到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布置南逃。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于9月12日晚派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使用。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得知周恩来追查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后，十分惊慌，他们判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遂于13日零时左右不顾警卫部队的拦阻与刘沛丰等驾车由北戴河向山海关机场急驶。零时32分，飞机强行起飞，企图外逃。途中油料用尽，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中央及时采取拦劫、迫降措施，6点多该机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包括林彪9月8日的手令。其后江腾蛟等“联合舰队”的其他成员也一一被捕。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国驻蒙古许文益大使等人，到飞机坠毁现场察看，尸体就地掩埋，并携带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回国汇报。随后周恩来作出飞机自行坠毁的正确结论。9月18日，中央及时将林彪叛逃事件向高级干部通报。9月29日发出通知：中央已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党籍，1981年1月25日林彪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这一爻与六二相应，六二是原因，这一爻是结果，毛主席象红太阳一样升起，普照天下之后，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毛主席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自己和林彪在文革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自己的过错和林彪的阴谋痛心疾首，思前想后，不禁悲从中来，感概叹息！经过这一番总结感叹之后，毛主席从狂热又回复了理智，从“大人”又回归为“君子”，国家从无序又开始慢慢向有序转变，所以无论对处于王公之位的毛主席和他的革命战友来说，还是对国家来说，都是吉利的！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主席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而第二次更为危急。这样糟糕的病状，过去毛主席从未有过。从第二场重病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行走困难，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输液维持。毛主席脸色苍黄，一脸阴霾。看到卫士们他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心情沉重。毕竟，如何向全党全国交代林彪的问题，已成为一块巨石压在了他的心头，他必须就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叛国出逃的问题作出检查交代。
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毛主席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12月11日，中央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下发全国，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1972年１月６日，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10日，举行追悼会。毛主席参加追悼会。周总理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追悼会前，毛主席在与陈毅亲属的谈话中，对陈毅的一生作出肯定评价。他还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总理立即示意陈毅亲属将毛主席的意思传出去。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其匪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这一爻与九三相应，九三是原因，这一爻是结果。毛主席既然感叹自己已成国家大老，接班人问题迫在眉睫了，当然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解决办法就是毛主席在八月到九月期间的南巡，目的是正国安邦，解决接班人问题，结果粉碎了林彪的阴谋，查获了林立果的小舰队，迫使林彪叛逃并意外坠机，大获全胜！
1971年8月中旬－9月12日 毛主席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主席在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12日下午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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